泰瑞莎·韋加的兒子才兩歲，一場狂洪夾帶垃圾、獸屍、疾病隨著河道席捲了她的家鄉—墨西哥南方的極端窮困的瓦哈卡州。男嬰開始嘔吐、下痢、發高燒。雖然醫生近在幾小時步行距離之內，泰瑞莎和她先生馬可沒錢看醫生，他們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去。
泰瑞莎說，她和先生從此對一切改觀。當他們有了另一個男孩艾米尼，他們肯定知道一定要有錢應付急病。但是窮如瓦哈卡，只有在七月玉米收成時節有短季零工。泰瑞莎的弟弟菲利斯已經離鄉赴美，到加州果農園覓頭路。2005年，泰瑞莎和先生走投無路，決定跟進。
小艾米尼肯定不能耐過這路程，泰瑞莎和先生只好把他留下，交托給馬可的爸爸。艾米尼才只一歲，這是泰瑞莎最後一次見著他。二十六歲的憔脆的泰瑞莎另有困處：她懷有七月身孕。儘管如此，夫妻倆動身北上，屢踏津渡。
說「屢踏」，因為偷渡大多失敗，導致遣返和一試再試，這是幾乎所有「無證」農工的共同故事。邊界是個門檻，讓他們初次瞥見「北方」El Norte，北邊的樂土。
菲利斯說，對移民局和邊境官員─所謂的邊幹 la migra─而言，這僅是「獵鹿遊戲」。他夫妻倆和堂表兄弟六人，三次偷渡被逮遣返，第四次才成功，但是遭受邊幹的屈辱，至今傷痛猶存。
＊掠者獵場＊
有一次他們漏夜走過亞利桑州的沙漠，身上掛著帶鉤鐵絲網的割傷，無水可喝，卻遭邊幹伏襲。邊幹把他們綁起，大聲怒斥，丟上貨車，送入一個冰冷的牢房。他們在水泥地上睡了幾晚，直到邊幹逮夠了人，裝滿巴士，送回墨西哥。
另一次偷渡卻被墨西哥土匪圍襲，槍尖下搶盡他們的食物、剝光衣服。菲利斯·韋加一行說的是米西泰克方言，只懂一點西班牙話，完全不通英語，菲利斯太太和其他女眷不知土匪說些什麼，驚怕遭強暴。匪徒沒有施暴，但這一群人得赤身露體，在沙漠寒夜裡、無水無食、連夜奔走，到頭來還是被邊幹逮著。
崗薩樓·韋加─泰瑞莎的另一個親戚─和他懷有五月身孕的太太和兩個弟弟（當時一個七歲、一個十歲）踏上偷渡路。他背負所有的飲水和食物，兩個孩子還是吃盡苦頭。連走了兩夜一天，孩子只想睡覺，但是崗薩樓不讓他們在酷寒裡休息，怕他們醒不過來，又不能生火取暖，怕被邊幹看到。
看到在邊界巡邏的越野客貨車，他們忙不迭地往田溝裡躲。有次崗薩樓的太太的大肚子狠狠著地，摔個正著。最壞的一次，邊幹逮到他們，把崗薩樓痛揍一頓，並且威脅要把他的兩個弟弟帶走，幸好最後還是讓他們一家在一起。他說，冰冷的水泥地似乎也不錯。崗薩樓第五次偷渡終於成功。
如果能渡過邊界，下一個難題是富裕但毫不友善的美國大地。通常移民者會有家人開車來接他們，許多人的下一步是前往加州的農業村鎮。
1930年代沙塵暴在奧克拉荷馬、德州、阿肯薩州肆虐近十年，成千上萬逃荒農民(廣受歧視而被稱為拗客–Okies)奔往加州謀生。墨西哥移民農工，現在走的也是這條路。約翰·史坦貝克巨著《憤怒的葡萄》描述的周德(Joad)一家的逃荒遭遇，永遠印烙在美國人的靈魂深處，左派的拉丁人士更是永不厭倦的把加州的墨西哥農工與拗客相提並論。這樣的比較並沒有錯，過去的周德和現在的韋加，被同樣的需求驅動，被同樣的許諾吸引。農田裡從來沒有「求職求才中介站」，移民勞工全憑口耳相傳的小道新聞來找頭路，常常就像周德一樣，來對了地方，卻錯過時辰。菲利斯·韋加夫婦和另外兩人，搭順風車來到草莓產地奧斯那，生產季節已過，他們夜宿街頭，之後睡狗屋、別人的汽車。兩個月沒得洗澡、經常沒東西吃。天可憐見，終於找到摘草莓的工作，第一次有了進賬。
從乎此，他們投入廣大的無證勞工市場，鞏固了美國食物供應網。政府估計美國農工裡，超過80%是西班牙裔（其中多是墨西哥裔），且過半是非法外籍。但是羅博·威廉斯說（他是移民農工公道策略中心的主任，在法庭上代表農工），這些數字極具誤導力，因為它完全仰仗自我報告。據他估計，超過90%的農工是無證身分，一如韋加一家。
＊惡魔勞役＊
從史坦貝克以來，田裡的苦役沒什麼改變。草莓─韋加頭一個碰上的農作物─有個渾名，叫做魔鬼水果，因為採收者要整日彎腰摘取。「天熱不好」菲利斯·韋加說，可是「天冷更糟」因為讓背部的酸痛更難忍。更壞的是下雨或雨雪，滿田一片泥濘。最壞不過，是得了流感、還得下田採草莓。
每一農作物的收成，有它特有的苦楚，本刊記者親嘗其苦。八月某天，他仿照史坦貝克筆下的周德家人，到加州中部聖華清山谷採葡萄。他和一雙墨西哥兄弟、一對墨西哥夫婦結為一伍，收割葡萄、裝於大鐵盆裡、再不時傾倒進曳引機後面的拖車。
田間小道恰恰是曳引機的寬度，車子一來，這一小隊人馬得閃躲在葡萄藤下。他們終日在曳引機旁爬行，盡量避免被車輪輾過腳背。還是躲不過，沒幾個鐘頭，記者的小腿就被拖車上突出的金屬結構衝撞得血跡斑斑。同伴微微一笑，撩起褲管，小腿上亦遍是傷痕。
採葡萄的工人得半蹲半跪，扭曲身軀（低垂的葡萄最是苦煞人），肩膀和脖子立時苦不堪言。站起來伸伸筋骨，頭就插進噴滿農藥的葡萄籐裡。農工家庭有數不盡的難產和癌症病例。但是當溫度計升到一百度（約攝氏40度），可管不了葡萄籐裡有沒有農藥。葉子下的空氣溼悶沈滯有如蒸氣浴，可這是唯一的陰蔽。
正當熱浪幾乎淹沒了記者，墨西哥女人開始低聲吟唱，歌聲如微風輕撫，但是中暑在農田是司空見慣的事。2008年，一個才17歲、懷孕在身的墨西哥女孩兒瑪麗亞，昏倒在葡萄田，不過兩天就去世了。
＊朱門餓骨＊
史坦貝克小說中的男主角湯姆·周德發現，儘管農工成天收割、摘採食物，自己卻難得一飽。在收成季節之間，田裡沒有工作。就算有工可做，薪水也低得可憐。葡萄工一小時八塊錢，曳引機操作員說，他在墨西哥家鄉，一天只掙九塊錢。現在錢是多了，但是美國的生活費用可高哪！
在草莓季節，泰瑞莎·韋加和先生馬可一天可以各掙65塊錢，可是有了兩個女兒—四歲的露易莎和兩歲的瑪麗莎，泰瑞莎需要—她不顧一切地堅持—在上工的日子請人來看顧孩子，一天要五十塊錢哪。
剩下的錢，大部份用來付拖掛屋車的房租。屋車座落在華森莊，離史坦貝克故居薩里納斯只有一箭之遙。屋車雖殘破，泰瑞莎盡心打理。門裡掛著墨西哥守護神、聖母瓜達魯珮(Virgin of Guadalupe)的圖相。屋裡甚至有個小電視。
但是屋車沒有冷暖氣。這一天，下了場大雨，屋內滿是霉溼氣味。泰瑞莎說（她的弟弟菲利斯把她的米西泰克方言傳譯成西班牙話），兩個女孩兒一到冬天總是生病。一個檯子權充廚房，檯上沒有新鮮食物，只有一罐蛋白質營養粉。
扣除了生活費用，只剩下一點點餘錢，寄給墨西哥老家的親人：先生馬可年老失明的祖父母，泰瑞莎有糖尿病的爸爸，最要緊的、是兒子艾米尼，這是他兩人當初離鄉的原因。西聯匯款公司收取高額服務費，讓他們匯錢之後手頭更緊促。
貧困之餘，「無證」農工還得生活在陰影中。今天的墨西哥人和往年的拗客不同，周德家庭和韋加家庭不同。拗客窮困飢苦，處處受歧視，但是起碼他們是美國人、是白人（多是蘇格蘭、愛耳蘭後裔）。他們不會被遣送出境。
「最苦的是沒有自由，不能出門，」菲利斯·韋加說，「像是坐牢一樣。」與美國官方的任何接觸，可能導至遞解出境，由是與妻、子分離。菲利斯的兩個兒子—七歲的維多和四歲的冶素—在美國出生，是公民而不會、不能被遞解，可是他自己沒有身份。
這樣的焦慮蔓延到生活的每一角落。在農田裡，無證外勞從來不敢對雇主的虐待有所申辯。僅僅是從家裡到田裡這段路都提心吊膽：他們通常要開遠路去上工，可他們沒有駕照，儘量避免和警察打交道。菲利斯·韋加開車都在速限以下，在停車標誌一定完全停止。
他的堂兄弟崗薩樓曾三次被警察叫停，他認為是因為「我的膚色」。像是大多數瓦哈卡來的墨西哥土著，韋加一家人都黑矮粗壯。上次警察把他攔住，因為他的車胎「觸著馬路中線」。州郡鄉鎮的警察不能執行移民法律，那是聯邦政府的職權，但是他們可以沒收無照駕駛人的車輛。崗薩樓車子被沒收，還得付1580美元的罰款，再花1500元另買一車。幾年的辛苦積蓄就這樣泡湯了。
在史坦貝克的小說裡，「這些移民勞工，終日倉皇找頭路，挪東補西過日子，總是在找樂子，儘管是苦中作樂。」一群人興高彩烈地喧鬧。無證移民可不敢熱鬧，怕引人注意。
不上工的星期天，菲利斯·韋加上教堂，之後帶著兩個兒子到臨近的公園，除此之外，他不出門。他從不上電影院，也不去醫院，家裡有人生病，就用土方治療。他的姐姐泰瑞莎，也幾乎從來不讓女兒在外面玩。露易莎和瑪麗莎整天關在車屋裡，車屋底端的床墊，是全家的床，也是孩子的全部活動空間。
崗薩樓·韋加和妻、女（兩歲的黛安娜和十個月大的愛絲珮）住在只有一間房的屋子，屋內僅有一張床墊，一把椅子。崗薩樓偷渡的時候，太太懷著的就是黛安娜。他讓孩子在屋外玩，不友善的美國鄰居抱怨太吵，威脅要報警。「這是老套：他們有證件，我們沒有。」他嘆氣說道，現在只准黛安娜安安靜靜在家裡玩。
崗薩樓的兩個小弟─偷渡時才七歲和十歲─住在鄰近小鎮，他們整天讀書，因為崗薩樓告訴他們，最優秀的學生可能拿到證件，合法居留。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起碼讓弟弟免於出去惹是生非。
這樣沒有享樂的生活，並不是沒有歡樂。韋加的孩子，是他們的喜悅。菲利斯的大兒子，七歲的維多，通三種語言：老家的米西泰克方言、西班牙話和英語，臉上那股淘氣勁兒，只有擁有合法身分的孩子才會有。他上附近一個公立小學，菲利斯以他自豪，又像任何中產階級的家長一樣，擔心班上學生太多，師資不良。
「我不怨恨美國人，」菲利斯說。「某些人有種族歧視，但是在墨西哥也有種族歧視。」他說在美國的合法拉丁移民，比一般白人還排斥他。
然而三個韋加家庭（泰瑞莎、弟弟菲利斯、堂兄弟崗薩樓）常覺得被社會厭恨。常有人用種族歧視的字眼詛咒他們，用不屑的眼光看他們，叫他們「溼背」，好像才游水渡過邊界。菲利斯說，今年（指2010年）自從亞利桑那州通過強硬的反移民措施，到處的人都好像更顯敵意。雖然桑州法案被聯邦法官勒令暫緩執行，法案本身將會判定非法移民為罪犯，並敕令當地警方執法。
反移民人士稱韋加一流「非法」，這詞兒通常意味著「罪犯」，但是非法居留（譯註：例如合法入境但逾期不歸）只是普通民法案件，非法入境卻是刑事案件，所以移民和他們的同情者用「無證件」或「無記錄」一詞。「他們認為我們是罪犯，但是我們帶著善意而來，我們都是上帝的子女，」菲利感嘆地撫摸掛在脖子上的十字架。
＊雞肋之爭＊
失業率高漲，許多美國人深信是因為這些外國人搶了他們的飯碗。今年夏天，農工公會做了一個實驗，推出一個「捲起袖子」活動，招募美國人下田工作。接下來三個月，三百萬人瀏覽了公會的網站，但是公會發言人瑪麗亞·馬區卡說，40%的回應是恐嚇信，例如：「我們可要不客氣了，且等著瞧，我們會好好整治這些畜牲。」
8600人表示對這些工作有興趣，公會的馬區卡小姐說，但是他們的條件可高哪：要高薪，健康保險，退休金，遷居補助和其他福利。到了九月下旬，參與「捲起袖子」活動的美國人，只有七個實際下田工作。
農工公會主席阿圖·瑞格斯說，這個實驗證實：美國農田工作─幾乎不受聯邦或州政府管轄─不是一般工作，而且美國人不肖為之。所謂的「外勞搶飯碗」毫無根據，只是用外勞做替罪羔羊，瑞格斯說，「我們的實驗證實這樣的謊言」。
記者提出這些問題：民怨、亞利桑那州的反移民法案、政風轉移。泰瑞莎、菲利斯和崗薩樓只能憂傷地默默點頭。他們覺得非法來到美國不是出於自願。若是回到當時，會做同樣選擇嗎？「若是能預知前途，絕不！」菲利斯說。他想了一會兒，改變了說法：他會做同樣的選擇，因為不管自己能不能拿到居留證，兩個兒子是美國公民，有朝一日可能成為律師、或是作家，自由自在地生活。
泰瑞莎·韋加在這群人裡最寡言少語，她黯然默認「夢想落空」。她聽說留在老家的兒子艾米尼情況並不順遂，時常生病。「他需要、但是得不到足夠的愛」，她說。但是她也改變心意。她忘不了頭胎的兒子，悲慘去世、只因她沒錢看醫生。沒錯，她願意再踏坎坷路。
像是韋加這樣的家庭會前仆後繼而來，不管邊界的牆有多高，直升機有多少。他們就像《憤怒的葡萄》裡的周德一家。史坦貝克說：「你怎麼能嚇阻任何人，他顧的不是自己的飢腸，而是子女的空腹？你嚇不了他，他已經走過了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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