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影四篇

載於世界副刊 June 14, 2009
– 顧裕光 原文寫於2009年5月3日

《第一篇》
在我很小的時候，鄰居鄭氏夫婦認我作乾兒子。我大概太小了，這些情節一點也不記得。

幾年之後，他們由自力村搬到鄰近高雄岡山鎮的前峰里，住在前峰國小對面的日式住宅區。乾爹在省岡中教國文，乾媽在岡山國小任教。乾爹的年齡接近外婆，他出生於安徽世家，國學基礎深厚。乾媽是廣東人，在北京長大，一口爽亮的京片子，據說她年輕時是個大美人，冬天到公園滑冰曾引起不小的騷動。他們的婚姻一定是很風光的。

他們自己的兒子已經很大了，對我格外寵愛，喜歡接我到他們家去玩，有時也會留我過夜。

乾爹的日式房子相當老舊，但與我們自力村的簡陋棚屋相比，實在好太多了。我喜歡那「踩高蹺」般挑高的地板，進門一個小玄關，脫了鞋上到客廳，左手是餐廳和廚房，右手邊隔了個紙拉門是臥室，簡簡單單的格局。我最喜歡的是臥室的窗台，像是個長板凳。窗子從牆上凸出去，如果裝個簾子，這窗台就可以做我的臥房。

我常在窗台上午睡，窗外的棕櫚樹遮去大部分的陽光。自力村彷彿只有木麻黃，小學裡有榕樹和竹子，乾爹門前的棕櫚對我是非常新奇的。當然在我的字彙裡還沒有「熱帶浪漫風情」這樣的說詞。

躺在窗台上，那穿過棕櫚葉、帶著點綠色的陽光，不願讓我睡去。棕櫚樹掛著一串串的小果子，像是乾媽的綠琉璃鍊子，在我眼前搖著、晃著。敵不過這樣的催眠，我還是睡去了。

《第二篇》

讀小學的時候，我的成績一直很好，畢業後順利考上第一志願省岡中初中部，之後考取「台灣第一男高中」─ 建國中學。但是這樣的光采不久，數理化三科讓我嘗到失敗的滋味。在那些課堂裡，我如聽天書般地坐著，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些什麼。

高二那年我參加課後補習，希望「勤能補拙」。相反地，我的失望與焦慮更深。大部分參加補習的學生成績都很好，來這裡是為了課業更上一層樓，老師的教材也相應地更艱深。

下課後，我身心疲憊地搭公車回家。

站在人行道上等公車，我靠在站牌上，看街燈下的樹。是槐樹、還是菩提？有什麼關係？聯考不考這個。一夜夜，這不知名的樹陪我站著等公車，一點也不介意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第三篇》

在芝加哥的最後七、八年，我們住在青山街。這是我這輩子第一個獨門獨院的房子，誇張一點，也可以叫它花園洋房。這個小小的房子是1918年蓋的，屬荷蘭殖民式（Dutch Colonial），明顯的特徵是它的兩段式屋頂，第二段（下半段）的屋頂陡峭得近於垂直，好處是冬雪不至堆積而壓壞屋頂。但是它實在不好看，越看越像穀倉。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有一個超級流感襲捲全球，景氣不振，這時候蓋的房子，與今天的豪宅相比，實在顯得寒傖。無論如何，家總是家，擁有自己的房子是「美國夢 」。

這個小房子有兩層，加一個全底的地下室。樓上兩個臥室加浴室，樓下是客廳、餐廳、廚房和衛生間。客廳旁一個小臥室，我們把它改為書房，並把它與客廳之間的牆改短為半牆，把兩個盒子似的小房間開放出來。餐廳和廚房後面有個增建的廊簷，我們通常在這兒用餐、看電視，極少使用客廳或餐廳。

但是春分和秋分時節，太陽的角度改變（芝加哥的高緯度對此尤為敏感），傍晚的陽光透過向西的窗子，把人行道旁的樹投影到客廳的牆上。這是芝加哥極普遍的行道樹，細細碎碎的葉片像是鳳凰木，疏疏密密地在牆上畫潑墨。

暮色漸濃，樹影終將沒去。我靜靜坐著，夜一寸寸爬上牆頭。

《第四篇》

五十二歲的我，越發覺得自己空虛得可憎。日子一天天逝去，歲月從手指縫中流過，我越來越不信任自己，你怎麼能相信一個不能哭的人？不能哭，是因為生命中已經沒有真摯的感動，唯一擁有的是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這一天早上，吃過早飯之後，我覺得好累，一點勁也沒有。量量體溫，高到近四十度。兩天之後，高燒持續不退，進了醫院急診室。醫師診斷是得了肺炎。在急診室我還逞強地對醫生說（我大概是高燒燒昏了頭），給我抗生素，讓我回家自己休養。醫生說，你得簽字負責這個決定，而且保險公司不會付急診室費用。

我乖乖地住進醫院。

肺炎不是郊遊野餐。照了X光和電腦斷層掃描，我的膀子上吊了點滴，鼻子罩上氧氣罩，護士每兩小時來「騷擾」一番：量體溫、測血液含氧度、給五顏六色的藥丸。幸運的是六樓的病房中沒有室友，不幸的是隔壁的病人一夜號哭，我怎麼能閉眼？清晨三四點，我站在窗前，看下面那空空蕩蕩的停車場。佛羅里達的十一月還是很溫暖，外面大概是攝氏二十一、二度。停車場裡的椰子樹間雜著昏黃的路燈，在暖風（想必是暖風）裡搖曳。我從來不喜歡椰子樹，總覺得它光禿禿的，近乎野蠻。

突然之間，一種深沉的寂寞籠罩淹沒了我。不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那樣的風雅，而是椰子樹般的赤裸，無所隱藏。站在毫無美感的停車場，站在廉價的昏黃的街燈下，站在十一月底的佛羅里達的慵懶的風裡，站在深夜與凌晨之間。不置一語。